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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国庆记忆
作者:茅盾文学… 文章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 点击数:63 更新时间:2019/9/29 10:25:58         ★★★

长歌浩浩七十载,锦绣文章抒情志。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,华文作品版特邀4位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以“我的国庆记忆”为题,讲述他们独一无二的国庆故事。

一切过往,皆由个体经验的历史书写而成,在不同作家笔下,国庆节这一天始终是他们人生中的重要日子。那些闪光的记忆碎片是母亲为自己国庆游行准备的白衬衫,是天安门布景前快门的一声咔嚓,是雪域高原激荡心灵的万里采访,是童年亲情的一次暖心重温……所有这些形成个体的家国记忆和心灵感怀。

——编 者

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

□ 王宏甲

听到“我的国庆记忆”这个题目,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。这个国庆日,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兵站度过的。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,夜晚围着火盆烤火。这时我注意到,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,我感到稀奇。

由此发现,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,会织毛衣。每当回去探亲,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,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,就像欠了妻子百年的债,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。

这位营长织毛衣织出的花样,许多女士也比不上。

“他妻子跟他离婚了。”营教导员告诉我。

“为什么?”我问。

教导员很平静,他说在这里遭遇离婚很平常。

接着我从交谈中得知,在这风雪青藏线上,不是没有邮递员来传情,这儿的兵渴望信,更怕拆信。说不清有多少姑娘的“吹灯”信,表达的意思都那样惊人的相似:海拔太高,高攀不起。

火盆前,我看见这位营长不但文雅,简直是清秀。“你这是给谁织毛衣?”我问这话时心里想,他是不是有了新的恋人。

“他是给新战士织的。”教导员说。

我蓦然涌起一种感动……把织的毛衣穿到新兵身上,这是关心新战士吧!这样的事,在这儿平凡到不算事。更令人难忘的,我怎样向你叙述?这位营长并不隐瞒地告诉了我他同妻子在一起的往事,我看到他讲述时的脸在火光中还会羞愧似地发红,就像他在经历新婚之夜。

听吧,就像你也坐在这位军官面前,外面是风雪呼啸的世界,我们守着一盆火,就像在一个呼啸山庄,听他讲故乡的往事……

他说他只愿意记住妻子对他的爱,记得她的呼吸,她的温暖,她的柔软。她还会百遍地出现在他的高原之夜,他睡着醒着都还会爱她,在想念中梦境中温习往事,已经离去的妻子是他有过深刻印象的唯一的女人,不爱她,怎么办?

噢,你的妻子,听到了吗?

告别当雄兵站后,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,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。我目睹了那些官兵,那握钢枪的手,握着毛线针,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,把毛线织了拆掉,拆掉再织,就像苦练杀敌本领。在这遥远的地方,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,我日夜把你怀想,我最亲爱的人!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,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?

这一年,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七个多月,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炊,在黑帐篷前听藏女高歌。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,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……今天我们都知道,“要致富,先修路”,我清楚地看到,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在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,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!

这次采访我行程三万里,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,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。渐渐我感觉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,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,我发现我的凝听能让官兵们感觉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,那我就这样凝听着走下去吧……事实上我也无法向你详述那儿的故事,即使在军队十分倡导和讴歌艰苦奋斗故事的环境中,我不止一次遇到如下情况——官兵们给我说他们的故事,说着说着突然打住:“你别记。你可不能写出去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我问。

“让我妈看见了咋办?”

报上常见“默默奉献”,听多了也不以为然。现在听着士兵这话,咋想?

那次在高原我还听到一个沉默了多年的故事,青藏兵站部汽车76团有个叫胡现国的汽车兵,在修车中千斤顶失灵,汽车突然压下来,把他的下身完全压瘫痪了。格尔木一位名叫彦丽的18岁姑娘在医院照顾过他,不知不觉爱上了他,两年后同他结婚了。这件事按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军嫂的故事,应该大力褒扬。但在高原军中,有一种对女子异乎寻常的关怀心肠,他们担心某种“宣传”会成为金色的链子,或成为一个光荣之茧,把如此美好的彦丽拴住,困住。即使彦丽有一天离婚,也没有人会说她不好,仍然会有许多兵在心里爱她。这是高原兵在风雪风暴中摔打培育出的风度。但是,我访问他们夫妻时,他们已经结婚十年。当我听到彦丽宁静地说,“他不能没有我,我也不能没有他”,我的泪水忽然就滴在他们请我喝的高原酒中。我相信我在这里理解到了,什么叫恩爱。回来后我写了个中篇报告文学,题目就叫《姑娘与兵》。

当然不只这一个故事,告别高原的时候,我心中一直鸣响着那片土地的声音。

故乡离我们很远,星星离我们很近。

大海离我们很远,荒原离我们很近。

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,也许并不很少。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,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,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。不仅是这片高地,共和国70年,人民解放军就是“奉献”的同义语。他们在高原,在戈壁,在海疆,在天空,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,他们的旗帜,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。

(作者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得主)

国庆照

□ 徐则臣

小时候在乡村,生活粗疏,凡事大而化之,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,只盯着三个节,因为有好吃的。春节不必说,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,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。端午节有粽子吃,也很好,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,劳者有其食,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。然后是中秋,西瓜月饼敬老天,月饼是自家做的,有点土,但回头想,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。

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,十一国庆,因为拍了一张照。小学一二年级吧,反正小到只知道吃。乡村孩子,不到三顿饭时间,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野的。那天应该没上课,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,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。我赶紧爬上河堤,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。一条裤子,一件长袖衬衫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,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。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,说要带我去照相。

照相的来了。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,要跑十里路。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。生活像潭死水,每天都一样,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,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。在村庄里,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,一是结婚登记,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。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,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。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,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,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,想照的排着队,就可以开工了。

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,但照相的到了村里,那是另一回事。爱臭美的姑娘小伙子憋不住了,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。姑娘要戴一条纱巾,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,为掩饰隆重与迫切,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地聊天,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。

我难得照相,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。那天,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,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。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,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。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,但我天天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,因为“天安门上太阳升”,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。也因此,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。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,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?

“国庆节啊。”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,梳大分头,“往这布景前一站,你等于到首都了。车费都省了。”

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。我们都没去过北京,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,咔嚓,就到了。照相的人拍成长队。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,回家拿了衣服,把我揪到天安门前。

搬了几次家,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,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。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,很多地方比例失调,细节上也很草率,不过无妨,一眼看上去,它只能是天安门,这就够了。我双脚并拢,两个掌心贴紧不存在的裤缝,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;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,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,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——站在天安门前了嘛。听从摄影师、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,我笑起来。

咔嚓,那个国庆节,我第一次到了北京。

(作者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)

童年那双手

□ 朱 辉

十几年前我才知道,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。开车上路,尤其是在城市里,我常常找不着北。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,也找到了停车位,但办完事出来,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。我不得不一路寻找,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,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。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,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,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。在“交通基本靠走”的童年时代,我就曾迷过一回路。

我老家那个镇,地处三县交界。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,但离兴化远,离东台县城却近,只有十多华里。稍大的消费,或是治病,镇上人都是去东台。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,骑自行车很方便。

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,我们一家去了东台。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,是走亲戚。我二姑妈嫁在东台。

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,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。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,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。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,她是父亲的表妹,叫龙女,应该比我大一两岁。

印象最深的是,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,养着两条鲫鱼。那鲫鱼头大身子小,简直不像鲫鱼。姑父告诉我,鲫鱼是他钓来的,养久了,吃不饱就瘦,头还是原来那么大,身子却小了。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,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。

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。当天晚上,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。那里有电灯,又加了不少汽灯,但还是不够亮。广场太大了,搭了三个台子,都在演戏。演的什么,我基本记不起来了,但肯定有县剧团演的“样板戏”,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,总之很热闹。我那时年岁小,人太矮了,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,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,我记忆犹新。我很兴奋,还有点紧张,人实在太多了,数不过来;三个台子,也看不过来。后来就走散了,母亲、弟弟,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,都不知道去哪了。

此后一段时间,我没有记忆。

成年后,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。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。那晚月亮很好,不知是谁,抱我站在石桥上,指着月亮教我说“凉月子”,我跟着说:“凉月子”——这一幕我印象深刻。但是,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,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?

不管怎么说,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。可是,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,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。模糊,人影憧憧,到处都是人。实际上,和家人们失散后,有一只手,一直牵着我。但是我毫无印象。只记得,走啊走啊,走得很累。路很黑,拐很多弯,仿佛没有尽头……突然,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——火星庙巷!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,高一脚底一脚地往前跑。

路灯昏黄,姑妈家的闼子门还大开着。大桌四周,坐满了人,还有站着的。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,简直像舞台的灯光,照着他们焦急的脸。大桌上方烟雾缭绕,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妖云。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,所有人全站起了身,迎过来。

谁喊一声:乖乖 ,你怎么回来的?我手一指后面,龙女跟过来了。

龙女被骂了。也有人表扬她。好像是母亲吧,她说,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!

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,大人们急坏了,也找遍了。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,带我从哪里走的。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,可我对东台话不熟,听不懂,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,那是大人们的担忧,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,可能只是带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。

我很感谢她。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,我会如何呢?我现在在哪里呢?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,被卖到渔船上去,从此漂泊四方?她是我父亲的表妹,我应该叫她姑妈的,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,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。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,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。

我自诩记性好,实际上,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,都没有时间刻度;唯有这次迷路,我能说出准确日期,因为那是二十周年国庆日,1969年10月1号。

(作者系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)

一件白衬衫

□ 李佩甫

大约五十二年前,或许更早一些?

那时候,我还在家乡一所小学里读书。那是一座小城市。城虽小,却是有些历史渊源的。这里有满城的荷花,有一板一板走的木桥,有明代的“文峰塔”,且还是古时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地方。当年,就连我读书的那所小学,名字也是有些雅意的,叫“古槐街小学”。

时光荏苒,许多事情记不得了。可那年秋天,一个少年背着书包,踽踽独行,走在夕阳里的情景,却一直烙在我心底里。

我出身于工人家庭。当年,父亲作为国营工厂的工人,月工资只有四十二块钱。母亲原也是这家工厂的工人,后来成了一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家庭妇女。父亲的四十二块月工资不仅要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人,还不时要接济乡下的姥姥、姑姑等亲戚们,委实就十分吃力了。

那时候,为了养家,母亲整夜在一架缝纫机上给人轧鞋垫,轧一双鞋垫一分钱,母亲整夜要轧上一百双鞋垫,才能挣上一块钱。那时,夜半醒来,缝纫机的“咔咔”声每每在耳畔响着。昏暗的灯光下,母亲佝偻的身影印在墙上,灰嗒嗒的,就像是一头老牛。

当时的一块钱,在这样一个家庭里,是十分当紧的。经过了一晚的劳作之后,我的母亲,白日里还要站在街头给建筑工地织草苫子,织一个一米五长、七十厘米宽的草苫子,可挣五分钱。这样的活计时有时无,好的时候,一天可挣七角五分钱。可以想见,那年月,母亲把全身的细胞都当手来用,四下里扒叉,才勉强护住了一家老小的生计。

在这样一个秋天,我家乡的城市要在十月一日举办一个国庆庆典,要在本市广场组织十万人规模的庆祝大会,规定参加的学生一律要穿蓝裤子,白衬衣。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“正装”。

我们都觉得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,学校在临近国庆一月前,就开始训练了,队列走不好要刷下来的,个头太低也要刷下来。在操场上训练时,我已连过两关了,步伐走得很标准,昂昂的,个头也不低。可是,我遇到了一个难题——没有“正装”。

那年秋天,天很蓝,我心里却很苦。

整整一个月时间,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都是在沮丧中度过的。上哪弄这么一件白衬衣呢?那年月,我们兄弟姊妹就像一支“蓝色小队”,上下都是一身蓝,是母亲自己做的蓝上衣、蓝裤子,做时还要大上一号,这是为了让正在成长的我们多穿一些日子。裤子虽皱巴些,还是有的。这白衬衣就不好办了。

现在想来,那时家里有一群嗷嗷待哺的“嘴”,吃饭都成问题,要无端添置一件白衬衣,这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了。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,能参加这么一个光荣的活动,是多么……于是,我与母亲整整对抗了一个月,甚至绝食,执拗地要求她给我买一件白衬衣。我记得,那时候,买一件标准的、商店里卖的白衬衣,需要六、七元钱和相应的布票。于是,在我跟母亲“斗争”了一个月后,在那年的9月29日早上,我含辛茹苦的母亲,经过一夜的劳作,终于把一件白衬衣放在了我的床头上。

家里实在拿不出这六元钱,也找不来布票……这件白衬衣是她用一夜的时间,用一块白布料自己做的。这件白衬衣不是制式的、商店里卖的那种,袖子没有缩口,是农民常穿的那种“一敞当”。

我哭了……

五十二年过去了,社会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日子比那时好太多了,母亲却已走了。心里有些话,该对谁说呢?

现在的少年,决不会再为一件白衬衣发愁了。我还听说,有些年轻人网购成瘾,有一屋子衣服。当然了,如今我的衣柜里,也有各种各样穿不完的衬衣。可那时候,一个少年的孟浪,直至今天,还是让我羞愧不已。(作者系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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